任我发心水论坛高手ǰλã拼码网 > 任我发心水论坛高手 >

高手心水论坛说说婉约诗词的特点并进行分析?

ʱ䣺 2019-09-22

  可选中1个或多个下面的关键词,搜索相关资料。也可直接点“搜索资料”搜索整个问题。

  展开全部作为革命家的在诗词中充满冲天豪气,不过他后来也曾自我总结说:“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早年所写的一些情诗,恰恰表现出典型的婉约风格,1923年12月写下的《贺新郎·别友》又可谓其中的代表作。

  启蒙就学时便很喜欢诗词,直至80岁时还在动笔写诗,可以说诗词伴随了他的一生。在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几十载峥嵘岁月里,写下过众多诗词,而且与同时代的文人一样好写旧体诗词。

  去世前,一般人能读到他的诗词只有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39首,即1964年出版的37首和1975年又发表的2首。去世后的两年后,他所写的一首《贺新郎》于1978年9月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并说明是1923年时写给杨开慧的抒情词。当时发表的全文是:

  这首《贺新郎》发表后,读者纷纷赞美全词的意境颇有古代“长亭送别”的风格。不过有些专家感到其中“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的词句不像是那个时代的线年以前的没有可能表述他在60年代以后那种热度非常高的“世界革命”思想和蓝图。从全词起承关系看,这一充满了“扫寰宇”般“革命豪情”的词句同整首词以及下阕的意境也不相符。对此疑问,了解写作风格的人后来说明,这位领袖对过去的作品总在不断修改,对自己的诗词多年后仍对字句不断推敲修正。“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这两句,恰是在“文革”后期的1973年加上去的。

  对这首《贺新郎》,又体现了少有的重视,在1961年曾将此词亲手书写交给贴身卫士张仙鹏,叫他好好保存。1973年冬天,在重病缠身时又让人拿来12年前的原稿,反复斟酌加以修改,最后又将这首词加上“别友”的标题,并注明是1923年12月所写,交给了保健护士吴旭君抄正保存。

  看到“别友”这一标题,再看一下标注此词写于1923年12月,知道作者生平的人仔细琢磨后又会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这首表现男女离别的情诗是写给谁的?1920年末同杨开慧已经结婚,至1923年12月已生下毛岸英、毛岸青两个儿子。写作时一向用词严谨的,此时称呼杨开慧明显应该用“妻”而不应用“友”。这首词中描绘的那位“热泪欲零还住”的美丽倩影,即“人间知己”的“友”,自然应该是一位女朋友,那么她到底又是谁呢?

  1978年9月发表词作《贺新郎》之时,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过去神化领袖的习惯还存在。当时按照传统理解,已婚两年的写下的男女告别情词自然被解释为赠给杨开慧。

  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易礼容,曾同、陶斯咏一起参加新民学会并且相互熟悉,在1921年还参加创建了长沙小组。看到这首《贺新郎·别友》后,他便对该词是赠给杨开慧的一说提出异议,认为可能是写给陶毅的。

  陶毅,字斯咏,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和新民学会时的女友。她生于1896年,原籍湘潭,于1916年考入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因思想开放激进被称为“周南三杰”之一。在1918年成立的新民学会中,出色的女生有陶毅(斯咏)、任培道和向警予三人。她们后来也都是国内知名人物,陶斯咏成为一位教育家,曾在湖南开办学校,却不幸于1931年早逝。

  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期间,曾同陶斯咏交往密切并有过很深的感情,毛陶分别时在几年间也有书信来往。2007年中央电视台热播的《恰同学少年》这部电视连续剧,便向全国观众揭示了这段往昔佳线年为纪念中国成立90周年,国内拍摄并播出了多部电视剧,里面一再出现了陶斯咏的形象,已经广为关心生平的人所知。包括正在央视一套播出的《》,里面也有陶斯咏和共同创办文化书社的镜头。

  青年作为一个“挥斥方遒”的高才书生,在长沙城内是人所瞩目的俊杰,年龄又在二十多岁,有丰富的感情生活才是正常的,只是过去因神化领袖避而不谈这些。其实若如实地讲述年轻时的情感过程,不会有损他的形象,还能让人看到这位年轻时即有名气的“润之先生”真实的人生经历。

  “书生意气”时的难能可贵,在于个人情感能服从于追求的理想。在新民学会的多次讨论中,陶斯咏主张“教育救国”,她虽支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却不赞成也不愿走暴力革命的道路。毛陶之间由于有家庭和政治追求不同等原因,有情人最终未能成眷属。

  平时将自己的诗词赠人时,往往都含有深意。他知道丁玲曾是陶斯咏的学生,便手书这首情词相送,很有可能是触发了年轻时那段难忘情感而发。

  对青年时代的情词《贺新郎》在几十年间反复修改,生前又不让发表,这又反映出他毕生难忘却难以对外人言的情感。人到老年时常愿意怀念自己的初恋。如宋代诗人陆游年过八十时还特别怀念年轻时被迫离异的爱妻唐婉,写下了著名的《沈园》——“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垂绵”。在80岁时改词时,又特别标明这首《贺新郎》是写给女“友”的,大概怀有同样的情思。

  说明珍视同陶斯咏的情感,反而能体现出当年这位“润之先生”志向高远。若论才华,陶斯咏在长沙曾有“江南第一才女”之称,据说又是才貌双全,家中更是省内富豪。陶本人对充满敬慕,后来又一直未嫁,至1931年不幸病逝,年仅35岁。当初若想追求荣华安逸,同陶斯咏结合是最好选择。但他最终却选择了一条不惜舍家舍命的革命道路。面对“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的旧情人,尽管心碎到“重感慨,泪如雨”的程度,以政治理念为择偶标准的还是毅然斩断旧情。杨开慧在政治上完全跟随,于1921年就加入了并甘当斗争中的助手,自然被选择为妻子。

  今天的人可以试想一下,像陶斯咏这样一个习惯于富裕生活只想“教育救国”的小姐,能跟随下乡搞农动吗?能上井冈山过穿草鞋、过吃红米饭、喝南瓜汤的日子吗?显然这是很难办到的。只有像杨开慧、贺子珍这样的女性,才能跟随历尽革命斗争和战火中的艰辛。2007年热播的电视剧《恰同学少年》,就对同陶斯咏最终未能结合表示了深深的感叹。

  据在身边的人回忆,在这位领袖进入暮年时仍表达了对早年恋人、妻子的怀念。随着对的厌恶感增长,这种怀念也愈发明显。从在80岁时还修改《贺新郎》并专门注明是“别友”来看,他在晚年可能也追忆起那位红颜薄命的陶斯咏。据1975年至1976年在身边照料的孟锦云在回忆录中说,这位重病在床的领袖曾问她,自己如果同离婚会怎么样?当然,由于与“”不可分的关系,这时已不能取消这位“旗手”的政治地位和身份,却会通过对早年情感的追思表露出对自己后来婚姻的遗憾。

  如今,当我们重温《贺新郎·别友》这首词并研究其创作始末时,能体会到这位历史的伟人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同样有七情六欲。人们感慨也赞叹的是,毕竟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追求最终压倒了个人情感。

  虞美人 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⑴,剩有离人影⑵。一钩残月向西流⑶,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⑴晓:拂晓,天快亮的时候。 ⑵离人:指作者的夫人杨开慧。1920年冬,同杨开慧在长沙结婚。一说指罗一秀,作者的第一任妻子。 ⑶残月:拂晓时形状如钩的月亮。唐代白居易《客中月》诗:“晓随残月行,夕与新月宿。” 宋代柳永《雨霖铃》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宋代梅尧臣《梦后寄欧阳永叔》:“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

  我躺在枕上,成堆而来的愁闷让我愁成了什么样子?离别的愁绪,就像江海里翻涌的波浪一样难以平静。黑夜正长,天色总是很难亮起来,寂寞无奈之下,我只好起床披上衣服,独自坐到屋外去数天上的寒星。 等拂晓来临的时候,我的万般思念都已化成了灰烬,身边仿佛只剩有妻子的影子仍在陪伴着我。抬头望见一钩残月正在向西边沉落,面对此情此景,我不抛洒眼泪也没有理由!

  中平中仄平平仄(韵), 中仄平平仄(韵)。 中平中仄仄平平(韵), 中仄中平平仄仄平平(韵)。 中平中仄平平仄(韵), 中仄平平仄(韵)。 中平中仄仄平平(韵), 中仄中平平仄仄平平(韵)。 注:标“中”字处可平可仄。[1]

  这首词写于1921年,1920年冬与杨开慧结婚,翌年春夏间外出考察,此词写的是新婚初别的愁绪。枕上,取首句中语词,表明写枕上思念之情、乍别失眠之苦。 上阕写惜别之愁。一个“堆”字,形象地表现了愁闷之多;一句“愁何状”的设问,高手心水论坛自然引出“江海翻波浪”。以流水与离愁关合,是古典诗歌中常用的表现方式。“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化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都是借东流之水来比喻绵绵不断的愁思。这里诗人推陈出新,“江海翻波浪”以形象的比喻、强烈的夸张,化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具体,可谓是写愁的又一经典。如果和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一比较,本句在状形、摹声、绘色方面,则更突出、更鲜明地写出“愁状”。诗人因愁闷而失眠,更感长夜难明,于是只好披衣起坐,仰望夜色苍穹,寂寞无奈中查数夜空中的寒星。那夜空中的“寒星”正像是离人的眼睛。这里,景与情完美融合,充分显示出诗人寂寞孤独的情怀。在的手迹上此句原为“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后改作“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遣词造境上的改动,使此句的意蕴和色调更深更浓更富感染力。 下阕抒伤别之苦。开头两句,直抒胸臆,一个“晓”字点出是彻夜未眠;一个“影”字写出若即若离的别样之苦,“烬”与“剩”的鲜明对比写出伤别的深重。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捱到破晓,百念俱毁,只有离人的影像浮现眼前,拂也拂不去,唤又唤不来,令人十分的伤痛和无奈。望月思友,见月怀人,明月最能牵动离愁别绪。“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写出了柳永的寂寞无奈,而诗人遥对着西流的一钩残月,此时的情状和心情可想而知,以至两行酸泪汹涌倾斜出来,这是诗人不停的在心中涌动的无法抑制的情感的波涛。这种感情是真实的,也是一般人都会有的。读者至此,也会同样受其感染。 抒写离别,歌咏爱情,在的诗词中是弥足珍贵的。诗贵情,情贵真,没有感情的诗篇,就等于没有诗魂,也就失去了打动人心的力量。这首词在语言方面并没有过多的藻饰,但句句如感慨之言,发自肺腑,情真意切。这种纯真质朴情感,读后动人心肠,令人难忘。[2] 在的诗词中,有两首涉及对杨开慧的情感,一是《虞美人 枕上》,一是《蝶恋花 答李淑一》,一写于革命成功之前,一作于革命成功之后;一是诉燕尔新婚的离别之苦,一是叙对亡妻的悼念之情。两词对照而读,使人感怀至深,潸然泪下。

  一、重述发表时的故事 政治家在最初向全社会显露出诗人面目时,正是党内“左”的错误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的时刻。几乎就在《诗刊》发表《旧体诗词十八首》的同时,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袖的,他著重考虑的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内外的矛盾问题。随著“整风运动”的开展, “阳谋”也开始出笼,接著,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便在全国展开。那时,他发表的诗词,大都是“马背上哼成的”军旅诗和抒发革命胜利喜悦之情的“政治抒情诗”,尽是黄钟大吕,“铜琶铁板”之作。此时此境,诗人和他的广大读者,便有意无意地共同营造了一种气氛,好像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列主义政治家,是不会有当时被称为“小资产阶级情调”或“封建士大夫没落情调”的儿女私情的。其时,凡是喜爱或崇拜诗词的读者,大抵对此深信不疑。 就在一九五七年初《诗刊》创刊号发表了毛氏《旧体诗词十八首》之后不久,却毫不经意地引发了另一段“公案”。事情是毛的一位战友的遗孀引起的。曾经在红二军团和红三军团任过政治部主任的柳直荀,早在红军时期就英勇牺牲了。他的夫人李淑一是一位在诗词上很有造诣的女教师,也是杨开慧的生前好友。李淑一在读过毛氏这些大气磅礴的诗篇之后,不禁感慨万千。她想起了一九三二年在洪湖战斗中牺牲的丈夫,想起了自己当年思念丈夫时写下的一首《菩萨蛮》:“兰闺寂寞翻身早,醒来触动离愁了……”由此,她又想起了昔年在开慧那里看到(或听到)过的一首词。岁月悠悠,她只依稀地记得开头两句:“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一九五八年,这位饱学的女教师想到这些,仍然激动得不能自已。于是她写信给,一为叙旧,将自己的旧作寄给领袖一阅;二则想请毛氏将那首词写给她,作个纪念。毛不忘旧友,亲自给她回了信,并写了后来脍炙人口的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赠她。留下了诗坛一段佳话。 为什么李淑一点到的一首现成的“堆来枕上愁何状……”不写,而另写一首《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回赠故人?诗人的内心世界,当时大概没有人去仔细揣摩,也无从揣摩。但隐约之间看得到的,毛氏似有两层深意。一是对李淑一和她的丈夫的怀念和尊敬:“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二是他明白无误地说了一句: “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 这里的第一层意思,几乎所有的读者都是体味得到的。而毛氏的另一层面的心语,又几乎是所有的读者和注家(尤其是权威的注家)都忽略了。“开慧所述那首”有什么“不好”呢? 作为,的生活是神秘的。而作为诗人,他“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后来却是尽人皆知。他不仅喜欢李白,喜欢苏轼、陆游、稼轩诸家,也爱读李贺,李商隐,李清照……好事者每称主席喜欢“三李”,真是将一位博览群书的诗人简单化了。即使所谓“三李”,长吉与李商隐和李白的诗风,也是迥然不同的。其实,感情丰富的诗人对诗歌爱好的广博,是远远超过权威注家们的想象的。他不仅对柳永“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的佳句击节称好,甚至在一九五七年听到一首题为《吻》的新诗受到非议时,还以惯有的幽默去打抱不平,说:《诗经》的第一篇是不是《吻》?看来,作为诗人的,他的心灵深处,也是和常人一样充满著浪漫情调的。儿女情长,何尝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据此似可断定,他说“开慧所述那首不好”,绝不是因为这首词涉及了他和开慧的个人感情,而不愿书赠李淑一,或由此而公诸于众。 到了一九七三年,已经八十高龄了。不知是因为怀旧,“夜来忽梦少年事”呢,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他竟然在“文革”形势最混乱、最严峻的时候,却又意外地将这首《虞美人·枕上》连同那首《贺新郎·别友》一起,凭记忆写下来,交给保健护士吴旭君抄正保存。这些事,当时外人是一无所知的。这首词,在他老人家辞世以前,仍是云遮雾障,难窥全豹。 直到逝世十三年后的一九八九年,《湖南广播电视报》才将这首词透露出来。当时该报发表的原文是: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恁。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说此词是赠开慧之作,大约起于此际。五年之后,《人民日报》又正式将此词发表。这是经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校订过的稿子,全文如下: 《虞美人·枕上》一九二一年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 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两稿相较,除了下阕的“剩有离人影”一句的修改外,其它如“无奈披衣”与“寂寞披衣”;“皆”与“都”两处的改动,并无太大差别。重要的倒是确定了此词的写作时间为“一九二一年”。后来正式编入《诗词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就是此稿。我们研读此词,当然应以正式发表的文本为准。至于几处改动的“编校”和确定写作年份的过程,倒可略而不计。 二、“开慧所述”便是赠开慧的吗? 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这句话怎么理解?看来,编校者是拿它作为“赠开慧”的根据。但是,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将这句话作为这首词是赠予开慧的根据,是很值得怀疑的。说话行文,是十分严谨的。他说“开慧所述那一首”,只能说是当年开慧看过这首词,这与“我赠开慧……”这样的句子,是有严格区别的。这首词不像《贺新郎·别友》那样,当年连开慧都无缘一见(参见拙文《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载《书屋》二OO一年第二期)。开慧当年在看到或珍藏这首《虞美人》词时,和同在福湘女中读书的女友“述”些什么,我们当然无从寻觅了。大概她当时很受感动,至少是觉得毛润之是个有情有义的男儿,因此才和闺中好友述说此词,并让女友分享她的感受与激动。数十年后,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在热恋中或新婚后写下的这首词,有什么 “不好”呢?他为什么婉拒了李淑一的这一请求,另作新词相赠?既然“不好”,为什么老人家在垂暮之年,又如此郑重地将它抄写下来,交给身边的人保存呢? 为什么?因为这首《虞美人·枕上》,既非赠开慧之作,也不是写于“一九二一年”。 毛杨的爱情,始于何时,成于何时,都丢下不论。他们是一九二O年冬在长沙正式结婚的。在整个一九二一年中,他和她都沉浸在幸福的生活之中。根据现有的资料介绍,这一年一直以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为依托,向他理想中的自由王国冲刺。从元旦那天新民学会集会,确立了“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共同目标开始,就以极高的热情投入了行动,为建立湖南的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头脑一直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从家庭的角度讲,父母均已去世,这一年他回韶山过春节时,作为长子,他已经把家里的一切事务安排妥当—弟妹都跟他走上了革命道路,房子让给人家住,田地典给人家种,债务一次还清,债权一笔勾销—他已经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了。生活上呢,他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丰厚的收入,特别是心仪已久爱慕莫名的开慧,已经成了他的妻,他已经拥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一个那留在记忆中韶山南岸上屋场七弯八拐的“老家”所无法相比的新家。应该说,他心底里满盈盈的幸福感,恐怕是他二十八岁年华中的珠峰。而杨开慧呢,自从她把自己的爱情献给心爱的毛润之后,她就走进了心灵的天国。他的理想就是她的理想,他的欢乐就是她的欢乐。她一面读书,一面帮助在文化书社和新民学会开展工作。他和她这一年的生活,大概是恩爱、甜蜜、舒心、· 陆道培血液病高峰论坛为治疗血液浪漫、充实、幸福之类世俗的形容词所无法涵盖的。 不错,这一年,确有几次离开过长沙。《年谱》载,一是二月上旬他和弟弟泽民回韶山过春节;二是春夏间他和易礼容、陈书农赴岳阳、华容、南县、常德、湘阴等地考察学校教育;三是六月底与何叔衡同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四是同夏明翰一道去衡阳,研究发展党员和党组织问题;五是十二月去安源煤矿考察。五次离别,以六月底去上海那次时间较长,至八月中旬才回。似乎毋需更多的解释,读者诸君不妨试想一下:以毛杨这样的革命伴侣,这样的短暂分离,哪一次能构成“堆来枕上愁何状”、“晓来百念都灰烬”、和“不抛眼泪也无由”的情境? 一九二一年,年近而立。作为那一个时代造就的精英群体中的杰出的代表,毛氏在思想上的成熟,也是走在同辈人前列的。这一年,他在思想、信仰上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自从一九一八年北京之行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之后,他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门槛,随后又经历了五四运动和湖南一系列革命运动的洗礼。曾经在他的思想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逐渐淡化了。克鲁泡特金、杜威、罗素的巨大的身影,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渐渐淡漠,模糊。他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并已经自觉地在为自己的信仰奋斗,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试问,一九二一年,除了上述不足挂齿的婚后小别外,还有什么事能让二十八岁的职业革命家堆来枕上愁何状?有什么事能让他“晓来百念都灰烬”?又有什么事情能叫他“不抛眼泪也无由”? 从此词的内容、格调上看,也不是诗人1921年之作。毛氏留下的早期诗作不多,但是,从现在公开发表的几首诗来看,大致也可以捕捉到他的思维轨迹。他的诗风始终是高亢昂扬的,哪怕是生离死别,也依然保有独特的沉雄恣肆的高远格调。无论是丧母之痛(见《祭母文》,写于一九一九年),还是失友之哀(见《五古· 挽易昌陶》,写于一九一五年),抑或是别友之恋(见《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写于一九一八年),都找不到诗人一丝半缕如《虞美人·枕上》中所流露的那种 “江海翻波浪”似的“愁苦”之情,更找不到“万念俱灰”的痛楚至亟之语。他的思维,他的语言,始终是深沉而昂扬的。对有著养育之恩、自己无限尊敬的亡母,他说的是“必秉悃忱,则效不违”;对即将远赴异邦的同学,他说的是“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对早逝的挚友,他说的是“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幛,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成年(比如二十岁吧)以后的,似乎真的已经初步形成了“天垮下来擎得起”的坚强性格。从他走进社会之门起,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没有经历过?何曾见过他有过哪怕是一瞬间的“万念俱灰”?更何况是新婚小别呢。 开慧大概是见过这首词的,她与人“述”过此词也许是实。但由此就断定它是“一九二一年”赠开慧之作,却是荒唐得很。倘硬作如是认定,则“一九二一年”的是令人无法理解的。 三、实事求是的解读——答客难 下面记录的,是彭明道和一位挚友讨论此词时的一段真实的对话。 客曰:你说,你是“实事求是”地解读,请试言之。 彭答:要论述一件事物“是什么”,首先最好搞清它“不是什么”。我已经论述了两点:不是赠开慧之作;不是作于一九二一年。 客曰:的手稿摆在那里,他老人家写的明明白白是“一九二一年”啊。 彭答:美国有个哲学家说过,“记忆有时是会骗人的”。请不要忘了,毛氏的那份手稿,是他一九七三年抄写的,当时,他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而且,老人家把自己的旧作写错年份的事,并非绝无仅有。比如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就有五份手稿。其中有一份他就标明了一九二六年作。这显然错了。(作者按:此手稿见河北人民出版社《诗词鉴赏》,一九九一年版,臧克家主编;新华出版社的画册《》,一九九三年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后来大概发现确实是错了,故此后这份手稿在各种出版物中,通过技术手段将这几个字去掉了)。 客曰:还有“充足理由”吗? 彭答:就此词的格调、风格而言,与一九一五年以后《五古·挽易昌陶》等几首诗相比较,就不难发现,这首《虞美人·枕上》,遣词著字,似乎稚嫩得多。整首词的意境,率真,直白,作者的愁苦悲痛的情绪,一览无余。这与作者一九一五年(成年)以后的诗词,以及他晚年的诗论,相去甚远。故笔者认为,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应早于一九一五年。但毛氏一九一五年以前的诗作,现在有些出版物中收入的如“孩儿立志出乡关”、“独坐池塘如虎踞”等几首,经中央文献研究室考证,均为他人之作,而少年只略改其中一句,用以明志,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并非他的作品。笔者认为,只有这首《虞美人·枕上》,才真正是的早期诗作。 客曰:早到什么时候呢? 彭答:他去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之前。即一九一O年春夏之间。 客曰:尔越说越玄矣!一九一O年以前,毛氏就有相思之作? 彭答:如果将《虞美人·枕上》视为单纯的“相思之作”,恐怕有“简单化”之嫌。这应是大悲大痛,大愁大惑之作才对。 客曰:一九一O年,十七岁,何来你说的“四大”? 彭答:所以,倘如现在一般的解释,说此词是与开慧小别后的“相思之作”,就会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首先,我们不妨将此词与《贺新郎·别友》作点比较。这首词与《贺新郎·别友》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词中,在作者的面前有一位女“友”,作者的描写有三个层次。一是送别的情状,二是对方的神情,三是自己的感情。而此词写的完全是诗人自己,是自己混沌、模糊、痛切而又纷乱的思绪。那个已经远去了的、淡如云中星月的“离人”的身影,给予诗人的除了“百念都灰烬”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这里,首先要弄明白的是“离人”两个字的准确含义。作者自己是此词的主体,而“离人”则是此词的“诗眼”。词中的一切悲、痛、愁、惑,皆由“离人”而发。不弄清这个“离人”的真正含义,是无法读懂这首词的。 就字面的常理而论,夫妻或情侣分别,可称“离人”。古人诗词中,大抵作者在第三人称的位置上去描写时,他和她都是“离人”。如苏轼《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有云:“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这里看起来好像讲的是远去的张生,作为“男儿”的张生在离别时望红叶露珠有如血泪,那么娇弱的莺莺呢?所以,王实甫就将这句改为“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两人都流泪了。如果作者用的是第一人称,写自己对爱人的思念之情,“离人”指的就只能是远离自己的亲人。如魏夫人的《菩萨蛮》:“三见柳絮飞,离人犹未归”。一九二一年毛杨几次小别,都是离家外出,杨开慧守在清水塘家中。深谙诗词炼句炼字之功的毛润之,怎么会颠倒错乱,自己外出却又将家中的娇妻称为“离人”呢?这里有个“坐标”,就是“家”。“我”在“家”,离“我”而去的亲人,才称为“离人”。而绝不可能是相反。而且,词的下阕,“晓来百念皆灰烬,剩有离人影”。这显然不是开慧的倩影。这是一个逝去了的身影。 初读《虞美人·枕上》,确乎似有“相思”的意味。但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词中蕴含的那种怀念与无奈,冥思与怨艾,痛切与希冀,回首与前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词的内涵,要比“相思”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客曰:你似将“不是什么”的道理占尽。能否就“是什么”言之? 彭答:这首词,恐怕与的第一次婚姻有关。“离人”者,毛之元配罗氏也。写这首词的时候,罗氏大概刚去世不久。所以,与其说《虞美人·枕上》是“相思之作”,倒不如说它是“自哀之作”更为确切。[3]

  毛诗词既具英雄气,也有儿女情;既呈豪情壮志,也现闲情逸致。语言质朴自然,境界清疏淡雅,为婉约词别开了新生面。的婉约词(诗),既继承了古典诗词,又有了发展,有了新的境界.我们把的豪放词(诗)与婉约词(诗)结合起来,就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但毛诗风格绝非一概豪壮,其中亦有不少篇什,由于诗人创作时的情绪心境,触发诗情的媒体和描写的内容等不同而呈现出十分丰富的格调和色彩:有的缠绵婉转,真切动人,如《虞美人·枕上》;有的介于豪壮爽脱与婉约工丽之间,而以温婉为主,如《贺新郎》等篇。毛诗风格的多样化,是不容抹煞的客观存在,然而近40年来的毛诗研究,凡论及其风格者,莫不以“豪放”概之,而对其婉约冲淡的诗风或视而不见,或语焉不详。


    友情链接:
Copyright 2018-2021 拼码网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